北京市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利用多状态模型对未来人口、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分析

利用PDE模型,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预测的基础数据和相关参数设计的主要依据,对北京市2000-2030年人口变化的规模、年龄结构进行了预测;结合人口迁移和教育发展,预测了北京市人力资本的变化。比较了在不同生育率和迁移方案下,北京市人口增长、老龄化和人力资本的变化,根据预测结果对北京市人口和城市规划提出了政策建议。     

北京市老龄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面分析了北京市老龄产业发展的现状 ,探讨了老龄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2004：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据对国内主要人口学刊物的文章检索 ,2 0 0 4年我国人口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集中在人口与经济、老龄、生育、人口流迁、人口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上述研究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了系统和深入的回顾与评述。     

中国外商投资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经典文献中的关税决定与外商投资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了内生外商投资决定机制.通过MATLAB模拟出特定数值参数下博弈的均衡解并对均衡解的性质进行讨论,得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与外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命题,而均衡解是高水平均衡还是低水平均衡则取决于该行业的特定行业参数,正是这些行业特定参数的差异导致了现实中复杂的贸易保护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为了检验由模型所得出的命题,文章利用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对理论模型的结论给予了支持.     

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地经营模式影响分析——江西省林权改革调查报告

介绍了江西省林权改革第一阶段明晰产权工作的主要做法,并运用实地调研的数据分析了林权改革的实施对自留山、责任山、集体山的林地经营模式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自留山和责任山的经营模式在林改前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几乎不受林权改革影响;而集体山林的经营模式受林改的影响较大,林改之后股份合作、承包、转让等模式逐渐取代了集体统一经营的模式成为集体山林经营的重要模式;提出了江西省林权改革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改进的建议。     

走向土地变化科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新进展

研究目的:综述国际近10年(1995-2004)来LUCC研究在研究领域、方法和理论上的进展,推动中国LUCC研究的持续深入。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对比法。研究结论:国际上LUCC研究除了体现在LUCC监测技术、驱动力、生态环境效应和建模研究等方面的进展外,在LUCC研究理论上也经历了非常大的突破,即IGBPⅡ于2003年提出的土地变化科学(LCS)——致力于减小人类与环境系统面对全球变化的脆弱性并实现它们的可持续性,土地变化科学正在走向范式研究。     

工作特征模型:一项基于中国样本的检验

本文对工作特征模型在我国情境中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主要结果包括:第一,工作特征的核心维度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等个人与工作结果确实具有广泛的积极作用,同时再一次发现了技能多样性无助于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结果;第二,员工个人的成长需求仅通过任务重要性影响组织承诺在工作特征模型中表现出非常微弱的调节效应。最后结合本研究的发现讨论了运用工作特征模型激励员工的适用条件问题。     

对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制度安排的再思考

针对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现存的巨额不良资产现状问题,结合金融业改革和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二次剥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重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二次剥离中应思考的剥离时间进程、剥离额度、损失承担以及剥离方式和处置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二次剥离不宜采取4大银行“一刀切”的政策,必须根据4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改造的进程和需要,采取“一行一策”的剥离策略;在剥离方式和处置模式上,可以在商业性剥离的基础上,做出多种灵活有效的安排模式。     

递归偏好、情绪波动与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将消费者情绪波动因素纳入模型,通过引进递归效用函数,使用主观贴现因子、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三个主观偏好参数的变化来刻画情绪波动,并在此基础上估计了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情绪波动各参数波动对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影响的同时,给出了在中国不同情形下的福利成本估计,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制度空间下国家级新区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

制度空间是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某些被建构并产生有效影响力或影响范围的制度,它是我国国家级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推动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建构了"制度空间—行为选择—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空间分析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对两江新区的制度空间、主体行为与空间重构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两江新区经历了构想空间、产业空间到消费和居住空间的重构过程,"强激励"与"弱约束"的制度空间扩大了主体行为的空间与资源,是空间重构的内生性力量。地方政府借助制度空间条件,通过空间规模扩张、空间开发垄断和空间场所营销等"理性"行为,在发展初期实现了对空间开发的主导和操纵。随着建成环境的不断完善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实践,企业"趋利性"投资促进了空间转型和土地升值。原农村居民的"服从配合"和空间让渡助推了空间重构,而不断壮大的富裕和中产阶层通过空间消费,逐渐成为空间重构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